“我可没在意啊。哦，只是个比方而已，我明白。不像的话我们还需要什么吗？你是说没有乐器吧？其实有，像楼上那屋的电脑里有MIDI软件，外设公放插件，足可以放些唱片来听，电子琴键也有，吉他之类的他们都会背在身上，随来随拿，还缺什么吗？再有就是打拍子的小鼓、纸笔什么的了。”

“不错不错，看来你的工作确实挺理想的……”

“工作？我可不把这些单纯地当作什么工作。”她走回那个高茶几旁，放下手里的绿茶瓶子，然后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。

“那……你说叫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哎……你知道的写音乐的人都会心甘情愿地为了赚钱吗？差不多碰到的都是吧？真是混账想法！”

“那么是要表达出某种东西吗？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些说辞呢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我讨厌‘说辞’这个字眼。”

“说辞”？她很讨厌？细想来这个词隐约也有不良借口之类的意思，但我绝非此意。如同外面下得正欢的春雨——今年的第一场雨，“春雨贵如油”，本来是好事，却偏偏把我困在这儿。那么我也应该生气才是，按她的逻辑。我可以原谅她，她确实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。我需要在此说明一下，我也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而不含有任何偏见，可是，在我一成不变的混沌的脑海里，仍然认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北京年轻人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，他们（她们）做什么都是能让我所理解和宽慰的。最甚不过用一些不痛不氧的打岔性质的建议来调节一下。

“你这里有什么CD可以来听听？”我这么建议。

“CD呀，我得看看他们带没带走，如果能剩下两张就好了。”说着，她走到那台大音响前，蹲下身，在边上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书呀盒呀什么的里面翻来翻去。终于找出五张花花绿绿的CD盒，“咱们运气不错，这几张怎么样？喜欢吗？”说着，她一股脑都扔到沙发上。

我一张张地看了看，种类还不少，有轻音乐的——舒伯特的《小夜曲》十首，摇滚的——迈克？杰克逊《Invincible》专辑，民族的——包括唢呐曲《百鸟朝凤》在内的十三支民乐曲的精选辑，流行的——刘若英的《Love And The City》，甚至还有高雅的——卡雷拉斯的歌剧《李尔王》的经典唱段选辑。在此，我想在若干时间之后，当对某些人说起现在看到的这些，我会说——喏，这就是所谓的职业精神。

“这些……都是你们在音响店买到的吗？好多我连见都没见过。”

“有的是，有的不是，是老二收藏的，捐出来的。那张歌剧的和舒伯特的都是。”

“你们那个老二真不得了，这种东西都收藏……那就放放刘若英的吧，希望气氛轻松一些。”我递给她。她把CD拿出来，放到音响里开始播放——《一辈子的孤单》、《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》、《她的温柔》……一首首地放下去。我听音乐向来有个感觉，凡是听喜欢的歌，就会很轻易地忘掉自己，倒不是说感染于其中，而是种说不清的愧疚情绪，但是为何愧疚就不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