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的住院医生通常在每个病人的面前都停下来，非常仔细而认真地检查、问诊、规定药物和剂量。有时他自己也发觉，病人什么病也没有；但由于囚犯来这里是要避开劳役而休息一下，或者是想睡在床垫而不是光铺板上，而且毕竟是在暖和的房间里，而不是在潮湿的警卫室，那里拥挤着一群苍白瘦弱的受审人（在我们全罗斯，受审人几乎都是苍白而瘦弱的——这是一个迹象，说明他们的伙食和心情总是比已判决的犯人更恶劣），于是我们的住院医生便泰然自若地登记为什么卡他性寒热病[1]，让他留下来，有时甚至让他躺上一个星期。大家都把所谓的卡他性寒热病引为笑柄。大家很清楚，这是按照医生和病人双方的某种默契而采取的一种公式，表示这是在装病；囚犯们自己把卡他性寒热病翻译成“备用性剧痛症”。有时病人会滥用医生的好意，不赶他出院他就不走，继续躺着。这时应该看看我们的住院医生的表现了：他似乎有些胆怯，似乎不好意思直接对病人说，他的病快好了，还是主动要求出院吧，尽管他完全有权在病历中写上痊愈[2]二字，干脆叫他出院，以免多费口舌、好言相劝。他先是暗示，然后似乎在恳求他：“我说，该出院了吧？你的病差不多已经好了，病房里很挤的，”等等，等等。直至病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，终于主动要求出院。主任医师虽然也是一位仁慈而正直的人（病员们也很爱戴他），但是比住院医生要严格、果断得多，有时甚至严格得近乎冷酷，我们却因此而特别尊敬他。他在住院医生来过之后，在军医院的全体医生的簇拥下来了，也逐一检查每一个病人，主要是驻足于重病患者身边，总是会对他们讲些善意的、鼓励的、甚至往往是知心的话语，始终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。对患有备用性剧痛症的人也从不排斥，也不把他们赶回去；但如果病人自己太执拗，那就干脆叫他出院：“怎么样啊，老弟，你也躺够了，休息过了，走吧，该知足了。”执拗的人通常或者是怕干活的懒汉，尤其是在夏天很忙的时候，或者是预料要受到惩罚的受审人。记得，对一个这样的人曾采取特别严厉甚至残酷的措施，促使他出院。他是因眼疾住院的：两眼发红，患者抱怨有强烈的刺痛感。用斑蝥粉、贴水蛭、向眼睛喷洒一种有刺激性的药水等办法为他医治，但眼疾总也没有减轻，眼睛还是发红。渐渐地医生们都猜到了，他是在装病：老是有一点炎症，却并不恶化，也治不好，总是老样子，这种情况是令人生疑的。囚犯们早已知道，他是在装假骗人，尽管他本人不肯承认。这是个年轻人，甚至还很漂亮，可就是使大伙儿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：他内向，多疑，面色阴沉，和谁也不说话，皱着眉头瞅人，躲着大伙儿，好像在怀疑所有的人。我记得，有些人甚至觉得，他是不是会干出什么蠢事啊。他是一名士兵，有严重的盗窃行为，被人揭发。于是被判处一千棒，被送进囚犯连。为了推迟受刑的时间，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，有些受审人不惜采取反常的行动：在受刑的前夜拿刀子捅了某个管理人员或自己的一个囚犯兄弟，于是重新受审，从而把惩罚再延后两个多月，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至于两个月后他要受到两倍、三倍的严惩，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；只要现在能把可怕的时刻哪怕只推迟几天，以后怎样就随它去了——这些不幸的人们有时竟会沮丧至此。我们有些人已经在窃窃私议，表示要提防他，说不定他会黑夜行凶。不过只是说说而已，甚至床位与他相邻的那些人也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。然而人们看见，他在夜晚用抹墙的石灰浆和别的什么东西擦眼，使眼睛在黎明前又开始发红。最后主任医生威胁他要使用埋线引流疗法。这顽固的眼疾已迁延日久，而且一切医治方法都试验过了，为了挽救视力，医生们决定采取一种剧烈而痛苦的疗法：给病人埋线引流，像对马一样。可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仍然不承认没病。他的性格多么顽强啊，或毋宁说他是太怯懦了：要知道，埋线引流虽然不像棒刑那样，但也是非常疼痛的。要用手抓拢病人脖子后面的皮肤，尽可能抓紧，再拿刀子把抓住的肌肉完全刺穿，从而在整个后脑勺上形成一道又宽又长的伤口，然后把几乎有一指宽的麻布带子穿到伤口里；以后每天在一定的时候扯动伤口里的那条带子，仿佛又一次把伤口切开，使它老是化脓而不能愈合。这个可怜的人受尽了可怕的折磨，还是一连几天顽强地忍受着这种酷刑，最后才愿意出院。眼睛一天后就痊愈了。等到脖子上的伤口愈合，他立即回到军营的禁闭室，第二天还要出去挨那一千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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